一边药品集中采购成效显著，一边药企销售费用居高不下，如何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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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医联体医保支付研究中心研究员仲崇明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A股的上市药企，大约一半企业的销售费用占营收比重在50%以上。之前的反腐，很少出现药企“齐刷刷”回应的状态，在遇到舆论热议时，其更多可能是低调应对。

而在今年5月份，国家医疗保障局招采专家组组长、原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所长章明则表示，从2018年开展药品集中采购以来，八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333种药品，涉及金额2800多亿元，占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化学和生物药品采购金额的31%；叠加地方联盟集采，药品集采累计降低费用负担超过4000亿元，八批国家集采平均降幅超50%，其中4+7试点后的试点扩围集采降幅高达59%。

与此相适应，140家上市药企2020年年报显示，近70%企业销售费用率下降。记者梳理WIND证监会医药制造指数成分中179家企业2022年年报数据亦发现，其平均销售费用率从2019年的28.38%逐年下降到2022年的24.78%。

三组数据，两个问题。一个是，实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以来，取得的成效是非常大的。不仅药品费用负担下降幅度很大，金额高达4000亿元，而且药企销售费用也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；一个是，药企的销售费用率仍然居高不下，一半药企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率都在50%以上，即便药品集采后销售费用率下降了3.6%，仍然高达24.78%。也就是说，100亿的营业收入，销售费用就接近25亿元。

这就问题来了，既然药品集中采购是将医院和药品生产厂家拉到一起，由通过中间商引线，变成药品生产厂家直接向医院提供药品。无疑对药企和医院都有好处，前者可以降低销售费用，后者可以降低药品价格。那么，为什么药企销售费用仍然那么高呢？而医院的看病负担也仍然这么重。药品集中采购节省的销售费用，都花到哪里去了，药品降低价格后节约的看病成本又去了哪里？那药品集中采购的意义在哪里呢，是不是照样通过其他渠道摊到了患者身上，譬如医生在开药时，药品集中采购的药不用，而要求患者用其他品种的药，导致药品集中采购变成花架子。如此，就必须好好审查、好好摸清药企销售费用的去向了。

只要药品从生产者到患者之间还存在着中间商、医药代表，药品就不可能按照没有销售费用，或低销售费用运行，而是继续着高销售费用、高药价的格局。对患者来说，就仍然需要为高药价买单，药品集中采购的作用，就不能真正传导到患者身上，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的问题，就仍将困扰着广大居民。

不错，进入药品集中采购名录的药品，价格确实下来了，而没有进入到药品集中采购名录的同类药品，则仍然可能通过其他渠道，特别是高额销售费用进入到医院，与药品集中采购名录中的同类药品“竞争”，甚至会出现院长、医生帮助未进入药品集中采购名录的企业说话，以“质量好”等名义向患者推荐使用价格更高的药品。这种现象，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，也被坑过。

如此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漏洞，也就被有的药企盯得死死的，也用得活活的。除非卫生健康部门明确规定，一旦医院通过药品集中采购确定了需要使用、需要配备的药品和厂家，就只允许使用经过药品集中采购的药，而不允许使用其他厂家的药。那么，就会倒逼更多药企加入到药品集中采购行列中来，而不是游离在药品集中采购制度之外，继续通过药品销售费用公关医院和医生。

这也意味着，推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，确实可以为患者减轻看病负担，4000亿元的降负，也充分体现了药品集中采购的作用。但是，药企销售费用仍然居高不下的现实又告诉我们，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状况依然严重，药品集中采购并没有有效拉近药企与医院之间的距离，300万医药代表仍在药企与医院之间穿行。而只要有医药代表穿行，药企的销售费用就下不来，居民的看病负担也就下不来，医药腐败问题也下不来。药品集中采购制度，不能只满足于降低了多少药品负担，而要看拉近了多少药企与医院之间的距离。药企与医院之间的距离越近，中间费用就越少，药品价格才能真正降下来，居民的看病负担也才能真正降下来。否则，就是此消彼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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